200萬除以兩年,或20萬除以二十年:一筆賣房款的單位療效帳
2022年7月一則知乎問答中,月收入合計一萬六千元的北京家庭,在肺癌晚期父親與乳腺癌早期婆婆之間分配兩百萬賣房款,本文從兩種癌症的成本曲線、跨境醫療溢價與保險缺口,拆解家庭醫療支付的單位存活年計算與受惠承壓方。
月收入合計一萬六千元的家庭,一年十九萬出頭的稅前所得,償清房貸後戶頭剩下兩百萬出頭,桌上擺著兩張癌症確診單,家裡還有一個六歲的女兒。2022年7月,一則知乎問答把這組數字攤開:妻子的父親肺癌晚期,丈夫的母親乳腺癌早期,可動用的錢只有一筆。
丈夫的算法寫得很直白。肺癌晚期再治,延命兩到三年;乳腺癌早期治療得當,能再活十到二十年。若妻子堅持帶父親赴美就醫,那就離婚,錢一人一半,各自治各自的父母。他說自己「不是聖人」,不能用自己媽媽的命,換妻子的心理慰藉。7月10日,提問者附上長文更新結局:錢已轉給丈夫,婆婆入院治療,父親改採保守方案,一家三口搬進婆家的兩居室。
這起家庭糾紛在帳面上是一道資源分配題:當支付上限鎖死在兩百萬,兩種療程的投入產出差距超過五十倍,家庭內部如何完成再定價。
兩百萬在家庭資產負債表上的位置
先看收入側。前臺月薪四千元,企業部門主管月薪一萬二千元,合計一萬六千元,年所得十九萬二千元。過去一年這個數字被療程覆蓋的程度,可以由積蓄曲線衡量:幾十萬積蓄在十二個月內歸零,月均消耗落在三萬至五萬元區間,相當於家庭所得的二至三倍。缺口由存量資產補位,補位的資產是房。
賣房這一步在中國家庭具有普遍性。央行2019年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顯示,戶均總資產317.9萬元,住房資產佔比近六成。對多數家庭而言,賣房等於把最後一層非流動資產推向市場變現。兩百萬出頭的淨得款,相當於這個家庭10.4年的稅前所得;若全數投入父親療程,按丈夫估計的兩到三年延命換算,每買一個存活年的成本落在六十七萬至一百萬元,即這個家庭三到五年的全部所得。
肺癌晚期的成本曲線
一年燒完幾十萬積蓄的路徑,在晚期肺癌有固定腳本:手術、放療、化療、標靶與免疫治療的輪替,以及耐藥後的換線。中國每年新發肺癌約106萬例,居所有癌種之首,多數確診時已屆中晚期,這條支出曲線被反覆走過。
藥價本身其實一路在下移。奧希替尼2017年在中國上市時每盒五萬一千元,2018年10月納入醫保後降至一萬五千三百元,2021年續約再降至約五千五百元,報銷後多數地區月自付進入千元級。國產PD-1抑制劑走過同樣的臺階,年治療費從二十餘萬元降至個位數萬元,降幅以七到九成計。
單價降了,生存曲線的改善卻有限。IV期非小細胞肺癌的五年生存率長期停在個位數,標靶與免疫治療改寫的是中位存活月數,換算成年,多數情境落在一到三年之間。目錄之外的選項更貴:CAR-T細胞治療在國內定價120萬元一針,全額自費。晚期癌症支出於是呈現一個結構特徵,單價可以談,總量難以控,且邊際支出買到的邊際時間在遞減。集採與支付改革對醫院端量價結構的重塑,可參考我們先前拆解的醫院量價分離下的收支缺口,落到患者側,感受是自費段越往療程後段越長。
同一筆錢的另一個分母
乳腺癌的帳面是另一個世界。國家癌症中心數據顯示,中國女性每年新發乳腺癌約35.7萬例,居女性惡性腫瘤首位,其中相當比例確診於早期。早期五年生存率逾九成,I期接近百分之百。
成本側同樣友善。早期乳腺癌的規範療程涵蓋手術、化療、放療與內分泌治療,國內全程總費多位於十餘萬至三十萬元量級,主流方案在醫保目錄內;HER2陽性患者所需的曲妥珠單抗納入醫保後,月費也已降至數千元級。按十到二十年的存續估計,每買一個存活年的成本約一萬至兩萬元。
兩個分母並列:晚期肺癌每存活年六十七萬至一百萬元,早期乳腺癌一萬至兩萬元,差距逾五十倍。丈夫在爭吵中陳述的那段比較,內容與藥物經濟學常用的每存活年成本評估口徑一致。差別在於,家庭餐桌上的這套算法,分母裡還包括一個六歲女孩未來十二年的教育支出,以及一筆已經消失的住房。
跨境醫療的溢價結構
赴美治療是原計畫的核心。兩百萬人民幣按2022年年中匯率折算約二十九萬美元,這個數字在美國頂級癌症中心的價目表上,位置比多數人預期的低。
美國頂級癌症中心對國際自費患者設有押金與財力審查制度,初診預繳常以萬美元計。含化療、標靶與免疫的肺癌全程自費帳單,落在二十萬至四十萬美元量級並不罕見。換句話說,二十九萬美元可能買得到全程,也可能只夠兩個療程,取決於方案組合與耐藥節奏。赴美對晚期肺癌的實際增益,集中在臨牀試驗入組機會與新藥可及的時間差,治癒率並未被改寫。這筆溢價與我們先前拆解的漸凍症藥物的兩張價目表同構:同一種病,境內與境外的支付級差可達百倍,而支付能力以家庭為單位結算。
若原計畫成行,現金流推演並不複雜。療程費、房租與生活費以美元計價,兩到三年內兩百萬歸零是基準情境;回國後的家庭狀態為無房、無積蓄,同時婆婆的治療預算被完全擠出。丈夫提出的離婚分產方案,等於把這條路徑拆成兩個獨立核算單位,各自行承擔各自的歸零風險。
缺席的第三張保單
這場衝突的標的之所以是兩百萬,前提在於兩位老人都沒有商業醫療險。以60餘歲投保計,百萬醫療險年繳保費約在一千餘元至數千元,保額百萬元級;各地惠民保年繳百餘元,允許帶病投保,覆蓋已達上億人次。若兩位老人各持一張百萬醫療險,多數療程費用轉由保險承接,賣房這個動作本身大概率不會發生。
缺口的巨觀版本,是因病致貧的長期統計。建檔立卡貧困戶中,因病致貧返貧的佔比曾達四成以上。支付工具缺位時,家庭存量資產是最後一層保險,而這層保險的理賠方式是一次性變現。
結局是一次內部再定價
7月10日的更新給出了終局。款項轉予丈夫,婆婆入院,父親採納醫院早已給出的建議轉為保守治療,一家三口遷入婆家兩居室,未來計畫重新購房。收支面重新盤點:一家三口月生活費約三千元,四位老人各有退休金,北京企業退休人員月均四千餘元,且兩對老人各自保有積蓄。提問者自述,這一年她只在週末見女兒,接送早已中斷,直到父親提醒才意識到。照護與陪病的時間從育兒端移出,這筆隱性成本最終由家庭另一端吸收。
在帳面上,這個結局等於家庭內部完成了一次單位成本的再定價:資金流向每存活年成本最低的療程,住房缺口以借住方式暫時出表,女兒的長期教育支出重新入列。兩張病牀之間,藥價可以談判,醫保可以擴容,跨境可以溢價,而當支付上限是一筆賣房款時,分配本身就是治療方案的一部分。這則問答留下的信息量在此:多數家庭沒有做過這道除法,直到確診單送達那天。